事业还是家庭，百年间，女性走过什么旅程？请看这本书
猫柳 开智学堂
作者：猫柳 来源：公众号「自由特质协议」
01 事业还是家庭？
在面临婚姻和生育选择之际，读到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事业还是家庭？》，让我大开眼界。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没有严肃地思考过“是否要为生育中断职业”。我可能会随心情决定，想辞职就辞职，在渡过育儿三年期后再寻找回到职场的机会。
在我身边，在同时处理事业和家庭的女性中，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人：一类是中断职业，在孩子长大后再回归职场；第二类是一直忙碌事业，晚婚或“忘了生孩子”；第三类是生育后，休完产假后回归职场。
在追求“事业与家庭”路上，全球女性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经济学家出身的作者在书中展示了充分的数据与图表，表明女性在此间的努力，同时也探讨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男女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出乎意料的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不是常被认为的性别歧视，或女性不懂薪酬谈判技巧，而是因为工作结构制度。找到真正的根源，才知道正确的努力方向，这也是作者获得 202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
“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多亏了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获奖词）。
毕竟女性劳动力市场上流失，损害的不仅是女性利益，还有男性和老板们。男性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庭和孩子，老板们也不想让他们花大力气培养的人才流失。
这是一项需要共同努力的任务。从二十世纪工业化分工后出现的二选一难题，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它仍未得到解决。
02 为什么总是女性，退出职业回归家庭？
《事业还是家庭？》是一本探讨男女之间职业平等问题的经济学著作。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 Henry Lee 经济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她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女性劳动力、性别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因“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获得 202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女性在职场上受到偏见司空见惯：更低的薪酬（如同一职位女性薪酬更低）、性别歧视（如觉得女性的工作能力不如男性）、不友好的职场对待（如觉得已婚已育女性工作效率低）等。
但作者认为，这些偏见都不是导致职场上男女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这种不平等是动态的；随着男性和女性年龄的增长、结婚和生育，差距会渐进扩大。”
在本书第一章，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对情侣，他们从同样的学校毕业，入职了同样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提供两种类型的职位。一种类型，灵活性高，可自由决定开始和结束时间，但收入较低；另一种类型，灵活性低，可能周末或深夜都要加班，但收入较高。
刚开始工作时，这一对情侣都选择第二种类型的职位，即灵活性低但收入高的工作。几年后，他们决定组建家庭，这就需要其中一方把时间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放到照顾家庭上。
大部分情况下，从工作中抽离出来的都是女性。也就是说，女性会选择灵活性高但收入低的职位。几年后，男方收入越来越高，职业发展越来越好。相反，女方的收入停滞，职业发展也受到影响。
这是现实。当然也能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这个职场现象：谁在工作投入多，谁就薪酬高，发展得更好。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总是女性退出职业回归家庭？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例如，以下四个角度：
1、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要求，例如要求女主内（照顾家庭）、男主外（挣钱养家）。
2、所谓的男女天性，例如认为男性粗心、不擅长做家务。有这样的真实案例，妻子让丈夫去洗碗，丈夫光洗碗，桌子不擦、锅也不洗，最后妻子不得不重新返工，花的时间不比自己动手做的时间短，因此“豁免”丈夫做家务的义务。
3、生物学上的生育限制。一般来说，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生育黄金期。女性如果选择在 28-35 岁生育孩子，必然会中断职业生涯，从而影响后面的职业发展。
4、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母爱。毕竟十月怀胎，激素等会让她们更想陪伴孩子。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女性优先选择家庭而非事业发展的真正原因。那么如何纠正社会上对女性的偏见，让她们获得应有的事业发展权利呢？
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问错了问题，家庭还是事业？——这本身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难道就不能追问，如何既有家庭又有事业？——作者想在本书中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在图书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世纪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且往往只能二者择其一；如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她们拥有了更多选择，更有机会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鉴于社会规范、工作性质、时间约束等，性别不平等问题尽管不如过去严峻，却依然存在。
如何既有家庭又有事业？作者没有明确的方案，但她承担了身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她通过挖掘详细的数据分析，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
03 兼顾家庭与事业的百年历程
当我考虑结婚时，我实际上认真地考虑过婚姻是否会影响事业。当我确认不会造成影响后，我才决定推进结婚后续事宜。
我有很多朋友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迈入婚姻。然后在结婚后，很快拥有第一个孩子。她们大部分在学校或银行工作，工作内容偏向常规型。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她们大多留在本省读书，工作几年后结婚生子，水到渠成。
而我的轨迹代表另一类女性。我在省外读大学，在互联网工作，事业成就与平台相比，跟个人更相关。因此，我代表的这类群体一般会在多个单位工作过，或有多份职业经历。我是典型的晚婚晚育型，在事业与家庭的排序中，事业更优先。但还是会希望同时拥有家庭与事业。
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作者展示了五组女性选择家庭与事业的历程。我的例子是第五组女性的一个样本。
“家庭”（family）被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事业”（career）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或称之为“进程”，必须持续一段时间。它与工作（job）有所不同，不仅仅指获得收入，更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能塑造个人的身份。
这五组女性（如图所示），依据出生时代划分，从中可以看到她们选择家庭和事业的不同。
第一组出生于 1878－1897 年。这一组的特征是：要么选择事业，要么选择家庭。因为她们面临的限制让她们几乎不可能兼顾事业与家庭。
第二组出生于 1898－1923 年。这一组的特征是：先有工作后有家庭。她们中的大多数会在结婚前工作一段时间，但婚后不再外出工作。
第三组出生于 1924－1943 年。这一组的特征是：先成家再工作。她们结婚很早，大多数都育有孩子，事业和家庭齐头并进。但当她们有了孩子后，一般会优先考虑家庭，离开职场，并且多数人很难重返职场。
第四组出生于 1944－1957 年。这一组的特征是：先立业再成家（趋势看似回归到第二组）。她们吸取了先辈们（第三组）的教训，从小就认识到合乎市场需求的技能，不仅对自己的职业很重要，对她们和孩子也很重要。她们不再认为婚姻是永恒的，这一组的离婚率很高。
第五组：出生于 1958—1978。这一组的特征是：事业与家庭兼顾。“她们延续了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迟婚育的时间，但她们的生育率却大幅提升。“在观念上，她们渴望事业与家庭共赢；在魔法帮助上，她们有了生殖技术协助。
04 谁育儿，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正是“谁承担家庭责任”造成男女之间的职场不平等问题。作者在第 8 章解释了这个要素如何运作。她首先让我们看一组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挖掘，作者发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并非随机发生的，“它大致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出现”。具体来说是两个主要因素：职业中断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
作者进一步解释，导致职业中断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出生和伴随而来的照护责任”，这是女性 MBA 相对于男性工作经验减少、职业中断更久、工作时间较短的主要原因。并且，在调查的样本中，“部分 MBA 妈妈在第一次生育后的几年内就离开了劳动力市场。”
时间是另一个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一些有年幼子女的女性 MBA 发现，生完孩子，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工作时间显得太长、强度太大。即使不生第二个孩子，这一情况也足够让人警醒。……事业和家庭都要占用空间，只能有所舍弃。”
不仅是美国，北欧等国家的相关研究也支持生育影响父母双方的收入。即使这些国家拥有最慷慨的家庭福利政策，包括提供儿童保育补贴和父母双方大量的带薪假期，但依然无法避免“女性生育后遭到严重的收入下滑”。
假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收入相同，那么当孩子15岁时，丈夫的收入将比妻子多32%。根据瑞典的研究，差距扩大主要缘于妻子的工作时间减少，但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因为时薪的降低。
这些研究都与当前的社会现象相吻合。很多有了孩子的妈妈都有一个寻求回归职场的过程。—— “性别收入差距随着家庭的形成而扩大，女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公司，她们在公司的晋升空间不及男性”。
也就是说，大部分女性可能为了兼顾家庭，辞去了生育前的全职工作，转到时间更灵活的工作类型，如做兼职，或在更小的公司任职 。这种现象被作者生动地命名为“职业惩罚”。
05 但是，我们可以从工作结构上改善
生育后的女性在兼顾家庭的时候，不得不选择灵活性更高，但时薪更低的工作。这些灵活性高但时薪低的工作有什么特征呢？
作者根据美国职业信息网络 O*NET，筛选出六个最为相关的特征：
- 与他人的联系：你目前的工作需要与他人进行多少接触（通过电话、面对面或其他方式）？
- 决策频率：在当前的工作中，你的决策是否经常影响到他人，或者雇主的形象、声誉或财务资源？
- 时间压力：这份工作是否经常要求员工严格遵守最后的期限？
-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工作：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员工安排好的，而不是让员工决定任务、优先级和目标？
- 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与他人发展建设性合作工作关系并长期保持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如何？
- 竞争水平：你目前的工作竞争激烈吗？
其中，前五个特征是衡量工作的时间要求。
比如管理、行政和销售，以及医生、牙医、律师等职业，它们有较高的时间要求，“在这些领域，人人有客户，必须遵守严格的期限，每天进行不同的决策。”因此，这些职业也处在不平等的顶端。
而像工程、科学和计算机数学领域等职业，它们对前五个特征的时间要求低，人际互动有限，也因此这些职业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小。
但是例外出在金融和健康类职业。金融类职业，如财务顾问和信贷专员，性别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时间要求低于平均水平；医疗健康类职业，如物理治疗师和营养师，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但时间要求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它们与第六个特征“竞争”密切关联。前者竞争程度高，后者竞争程度低。
在第 9 章，作者讲述了两个案例——律师与药剂师——在实现职场上性别平等的变化。随着药房行业朝着企业部门崛起、药品标准化，和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药剂师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提供太多个性化服务，或者必须在药房中待命，以防晚间需要出诊。
正是药剂师在工作结构要求上的变化，工人之间的替代性增加。——“当一人不得不休假时，另一人可以无缝接替前者的位置，不会丢失信息，不会改变信任度，也不会产生效率差异。”作者最终发现，要实现职场上的男女平等，要改变工作的结构。
她观察到观念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女性从事职业，越来越多男性希望与伴侣建立平等关系，机构不想流失人才，而流失的人才大部分又是女性 。”
一系列可行的策略也逐渐出现——“有些公司开始敦促员工更好地相互替代，以便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移交客户，或代替同事参加会议。”
如果现实等不来人性化的公司，她也希望有个“因长时间工作而要求加薪的员工”——“被要求长时间、不规律工作的男人们要求加薪，说不定会刺激公司想出计策节约员工的时间，而不是要求他们放弃家庭生活。”
06 结语
在阅读《事业还是家庭？》过程中，我有一个这样感受：追求兼顾事业与家庭的百年历程中，我就是其中一个微小的个体样本。尽管“兼顾”这个目标尚未实现，但这过程正因为有先辈的努力，后辈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少。
比如受教育权利。在 20 世纪刚开始几十年，很多院校拒绝接收女性。但在 21 世纪，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大大增加，甚至女性的入学率大于男性（美国数据）。
比如在介绍第二组女性时，作者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公立学校教师安妮塔·兰迪（Anita Landy）和米尔德里德·巴斯登（Mildred Basden）。正是她们质疑了导致其婚后被解雇的法律，那些针对公立学校教师的大多数婚姻限制被终结。
现在的我们，也许认为在事业上可以后退一步也可以前进一步很正常，但是纵看历史时间，这未必是“正常”——在二十世纪初，有孩子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很少进入劳动力市场。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在兼职事业与家庭上，尚未对女性给予充分的包容。但是，正如作者所说 ——
20 世纪的每一代女性都在这场旅程中跨出了新的一步，同时，家庭、企业、学校和避孕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为这一进步铺平了道路。一代代人开阔了视野，从前辈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传递给后来的女性。接力棒代代相传。
我们就是孩子的先辈。现在每一位妈妈重返职场的种种努力与抗争，都是孩子们在未来可以同时拥有事业与家庭的一块砖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