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常见的认知偏差，会影响你客观思考
理查德·帕克 开智学堂
“ 人类并非完全理性，大脑中会存在大量认知偏差，扭曲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我们清晰、客观地思考。那么，什么是认知偏差？哪些认知偏差影响我们客观思考？阅读下文，哲学教授摩尔和帕克为你分析各种认知偏差。
作者丨布鲁克·诺埃尔·摩尔/理查德·帕克
本文为开智学堂精选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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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特征有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智过程。最近的研究表明，穿着正装或身穿医生的白大褂可能会提高一个人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看到快餐商标（例如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可能会使人更仓促地处理信息。
假如我们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将会绝对基于逻辑和客观证据。然而，信念的形成过程总会掺杂一些难以察觉的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
心理学家把这些时常难以预见的心理因素称作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扭曲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我们清晰、精确、客观思考的能力。
举个例子，在判断某人提出的一个观点时，我们的思维更倾向于「我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而非「此观点是否合乎逻辑」。比如以下这段推断，它是不是好的推理呢？
所有斗牛犬都是狗。
有的狗咬人。
因此，有的斗牛犬咬人。
这不是好的推理。依据这种推理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的斗牛犬是猎狐犬。毕竟，所有的斗牛犬都是狗，有的狗是猎狐犬。如果你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上面论证的逻辑错误，那是因为这段话的结论是正确的。
通过结论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推论的正确与否被称作信念偏差（belief bias）。与此密切相关的认知偏见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是指对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给予更多权重的倾向。
在科学中，好的实验要确保实验者不会「挑选」证据，即寻求支持（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假设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
确认偏差和信念偏差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倾向的无意识表达：人们认为自己对问题所持的立场就是正确的一面。批判性思维意味着我们要对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特别警醒。
有些认知偏差会掺杂着启发（heuristics），也就是我们下意识锁定某些情况来预测事件的可能性。
下例就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s），人们无意识地依据刚提及的事件的频率来判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
比如，看完很多起地震、坠机或者虐童的新闻后，你会整天想这些事。也正因如此，你很可能高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
如果坠机率真的上升了，你也理所应当更频繁地听到关于坠机的信息，这没错。但是这并不说明你想的越多，某事发生的概率就越大。
从可得性启发中可以看出逸事概括（当一个人仅根据一份证据便对某个事物产生一个绝对的概括时，这个人便在逸事概括）这样的错误是多么容易发生。
可得性启发甚至还跟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有关，错误共识效应指人们默认自己和周围人的观点、与整个社会的观点一致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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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扭曲认知的是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它指人们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想法向大多数人的想法靠拢的倾向。从众效应是我们认知扭曲背后威力最强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发现其他人说的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们让学生用智能手机和遥控器来选择或投票。这使得班内学生的选项或投票分布以柱状图的形式立刻显示在大屏幕上。结果常常是当一个选项获得一些投票后，几乎所有人都改变了他们原本的选择并相信这一选项才是对的，即使这个选项明显不正确或不合逻辑。
如果你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品企业总是千篇一律地做自己销量第一的广告，那现在答案应该已经在你脑中了。市场营销人员懂得从众效应。他们知道只要让顾客相信很多人都在买他们的产品，销量就会提升。
政客同样也知道我们常常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想法靠向大众观点。因此，为了赢得选民支持，宣传者在演讲中宣称有很多人都支持他们。
有时他们甚至会用更加有效的办法——断言没人支持他们对手。假如有两个选项 X 和 Y，「没人会喜欢 X 的」比「大家都喜欢 Y」更能让人们支持 Y。这是消极偏见（negativity bias），人们在评估时，相较于积极信息，更看重消极信息的倾向。
消极偏见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们的大脑神经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敏感活跃。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消极偏见的推论：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是积累收入，即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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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下述现象时不必大惊小怪：对于隶属异于自己的社团、教派、党派或国籍的人，人们更容易形成负面看法，这是圈内偏见（in-group bias）的表现，它是另一可能扭曲和误导我们认知和判断的因素。
我们时常认为自己的圈内人员组成非常多元化、有个性，而圈外人都是如蝼蚁一般相互之间毫无区别的人。
同样，我们常常把圈内人的成功归结于勤奋努力，把失败归结于天公不作美。对于我们圈子以外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缺陷，而他们的收获多半是好运所致。
这种认为只有自己才会被意外和现实所制约而外人不会的倾向叫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实验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多少共同点就能构建出组群身份和归属感。就算是通过扔硬币的方式被分到同一组的人也会立刻对组内的人产生归因偏见。
在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罗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中，22 个互不相识的 12 岁男孩被随意分成两组。当两组产生竞争关系时，各组的组员们都展现出对对方组的敌意，很多其他举动也都表明他们已经被圈内偏见所控制。
人们对谁是圈内人谁是圈外人往往会快速做出判断。高中的转校生立刻就会被新学校的学生贴上「外来者」的标签。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lgram）安排穿着白大褂的实验人员让普通男人和女人对无辜的人实施足以致命的电击，愿意听命的人的百分比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结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人们有无条件听命于权威的倾向这一点已无须其他实验来进一步确证了。
我们最近听说了法国的一个假冒电视娱乐节目的测试，它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类似。在这项测试中，主持人让选手们对另一位假扮的选手施以电击。这些选手都立刻照做了，完全没有考虑他们有可能杀死对方。
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断定人们到底是仅仅因为在盲目服从权威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本能而做出这些举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过激举动绝对不可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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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心理和认知干扰源来自过度自信效应（overconfidence effect）。它是自我欺骗偏见的一种，并可以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下起作用。
当人们预估自己对某事判断正确的概率时，预测值通常都比实际值要高—至少在问题很难或者在所面临的是不熟悉的领域时。
也许过度自信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的许多参赛人开始都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位美国偶像，而当评委宣布他们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时候他们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与过度自信效应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错觉（better-than-average illusion）。这种错觉使人们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要更足智多谋或有更好的驾驭能力。
一个经典案例是 1976 年对 SAT 考生进行的调查。在这项调查中，50% 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比一半以上的 SAT 考生更有领导力。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当人们把他们的智力、记忆力以及工作能力与他们的同事进行比较时。在我们自己做的非正式测试中，超过 80% 的学生把他们自己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评为全班前 10%。
遗憾的是，证据显示就算人们已经了解到高于平均水平错觉的存在，他们仍旧认为相比于大多数人，自己不易不被这种错觉影响。
不必惊讶，在形成信念的过程中，心理和本能所起到的作用与客观证据所起的作用旗鼓相当。尽管我们的资金状况没有变化，但一辆我们昨天看来买不起的车，今天再看也许就会觉得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
我们的大脑已被编入许多「病毒」，它们扭曲我们的认知，给我们戴上有色眼镜，并影响我们客观思考的能力。
针对这些「病毒」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什么呢？把批判性思考变成一种习惯吧，特别要对那些似乎符合我们早已相信的观点的论证和证据持审慎态度。■
文章摘自: 布鲁克·诺埃尔·摩尔（Brooke Noel Moore）/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批判性思维》（原书第1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